追踪华夏祖先的足迹 ——写在《晚夏殷商八百年》出版之际

《晚夏殷商八百年》，追踪祖先之际李琳之著，华夏研究出版社，迹写2022年6月

　　继商务印书馆出版《前中国时代》和《元中国时代》之后，晚夏研究出版社最近又出版了《晚夏殷商八百年》，殷商至此，百年我的出版上古中国三部曲得以全部和读者见面。

　　这3本书构成了我关于从传说中的追踪祖先之际“五帝”至商代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前中国时代》叙述的华夏范围在公元前4000年～前2300年之间，是迹写传说中黄帝至帝喾时期，也是晚夏“最早中国”的孕育时期;《元中国时代》叙述的范围在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之间，是殷商传说中的尧舜至夏早中期，也是百年“最早中国”诞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晚夏殷商八百年》叙述的范围在公元前1800年～前1046年之间，是出版晚夏至商代覆亡时期，也是追踪祖先之际“最早中国”早期发展阶段，是为早中国时代。

　　这3个时代是中国从传说跨越至信史的3000年，对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恍惚不清的迷茫状态之中。我的研究方法是，充分利用这一百年来中外考古学所取得的成就，对文献记载和传说分别从中国境内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面貌、性质、迁徙、裂变，及其碰撞、纠缠、交融、衰亡等方面，予以梳理、比较、鉴别，实际上也就是用“三皇五帝”及相关族群碎片性的历史遗存去校正文献上五花八门的说法，由此揭示出华夏祖先在上古时期艰难复杂、跌宕起伏发展历程的漫漶足迹，大致梳理出了这3000年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和脉络。

　　说起这个体系的形成，还得追溯到9年前。那时我已经对山西有关“三皇五帝”的人文遗迹和相关传说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中华祖脉》就是此期间写成的。写《中华祖脉》前面几个篇章时，我逐渐产生了写一本完整中国上古史的愿望。

　　我最初想得比较简单，就是想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三皇五帝”历史发展脉络，但很快就发现，这一想法是比较幼稚的。因为各种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出入太大，有很多甚至是自相矛盾，牛头不对马嘴，颠三倒四之处甚多。而且，通过实地考察，我还发现，全国大部分地区或多或少地都有不同版本的“三皇五帝”说法在流传。我意识到，这些流传在不同地域的民间传说和文献上互相矛盾的皇冠足球系统平台出租记载，其实可能都是上古社会不同部族流变后的记忆、认知，它们都只反映了历史的一个点或一个面，而且还是后人“再创作”以后的失真版本。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按照最初想法从文献和传说中梳理出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三皇五帝”框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从那之后，我一方面开始面向全国，前往各地有“三皇五帝”人文遗迹和传说的地方进行巡游考察，另一方面我把目光转向考古领域，开始大量学习、研读先秦方面的考古学著作。

　　这一转变让我豁然开朗，我有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以前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居然能从考古学中找到明显的痕迹。但很显然，个别考古学者也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总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面谈同史前传说相关的考古实证，而完全忽视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段的传说记载。换言之，他们没有意识到，“三皇五帝”传说实际上折射的是一个包含了巨大时空范围的、错综复杂的、且是变动不居的有机历史整体。

　　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在60岁完成中国上古大历史的写作。这是一个漫长的计划，尽管前行的道路极其艰难，而且很可能还是无功而返，但我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一信念。

　　我原来想好的书名就是《中国上古大历史》，而且只写一本。后来之所以变成三本，且将书名都换掉，是两个原因促成的：一是深受苏秉琦先生“古国—王国—帝国”三阶段理论和许宏与何驽关于“最早中国”争论的影响;二是“五帝”及夏商两代涉及3000年的历史。显然，写几十万字的一本书恐怕难以说明问题。

　　最早动笔写这个系列是在2016年10月，我当时写的是《前中国时代》“良渚古国”相关内容，但仅仅写了一章就由于资料的匮乏和思维的混乱而不得不停下笔来。

　　这期间我将相关考察笔记整理后，集成《家国往事》和《祖先，祖先》两本书先后出版，引起了一些关注。2017年春季，中央电视台6集纪录片《陶寺村的故事》(原名为《华夏之源》)摄制小组找到我，请我出任该片文化顾问，并拍摄我寻访、考察华夏文明遗迹的片段。当年11月，在临汾康庄拍摄完我寻踪帝尧“击壤碑”的场景后，我随山西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东考察团前往中东，重点是到埃及进行了考察。

　　“出演”《陶寺村的故事》，增强我走下去的信心，而出访中东、考察古埃及文明则进一步开拓了我的视野，我不再是站在山西，也不仅仅是局限在中国范围以内，而是开始站到整个世界文明史的巅峰去重新审视“三皇五帝”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

　　视野开阔了，方法对头了，我感觉以前碰到的诸多难题，逐渐开始有了解决的思路。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究、积累和其他准备工作，2018年11月15日，我再次拿起笔来。不过，这次我选择的是先写《元中国时代》，这样做，一是为了打通“前中国时代”到“早中国时代”的中间环节;二是我对元中国时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的陶寺遗址更为熟悉，因为那里毕竟是我的家乡。

　　没有想到，这次重新披挂上阵十分顺利，就像驶上了“高速”，一路畅通。3本书130多万字，我用了3年时间就完成了，并且每一本都是在写完之后于第二年就顺利出版了。这比我原来的计划整整提前了5年。

　　欣慰的是，早在写《元中国时代》之时，我就被聘为了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客座教授。时为学院院长的孙岩教授得知我这个研究写作计划后，就向上申请，把我的选题纳入了山西省“133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山西大学三晋文化与旅游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的出版资助范围。

　　前两本书出版之后，也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定程度的反响。《元中国时代》在2020年12月“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随后，又在2021年1月成功入选“2020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也在2021年12月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历史好书60种”榜单。

　　回想这十几年的研究之路，我的确是有点后怕，其间的艰难困苦非一言可以道尽。著名作家周宗奇先生说我：“藐视浮华，埋头苦干，写人所未写，大几十万字一部书一部书地往外端，这份辛劳与精神，让人望而兴叹!当今文人若此者，试问全国能有几位?著书只为稻粱谋，代有贤者羞世俗。”

　　我没有周先生说得那么高尚，但我知道在追踪祖先足迹这条道路上，我还会走得更远。

　　道理很简单：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李琳之）

2022年5月31日于京

　　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酋邦—古国—王国—帝国”人类文明进程划分原则和中国上古史发展实际情况，本书将公元前4000年至前1046年即“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这段特殊时期，分别定义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中国时代三个阶段。本书叙述的早中国时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从考古学上讲，这段时间正是史前中国由古国时代跨入王国时代的早中期。从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讲，这段时间是晚夏至商末时期。

　　本书吸纳了百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尤其是综合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学成就，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对近800年的历史，结合文献，做了独立的阐释，既有继承，也有对历史文献的纠错和发展，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气势宏伟、波澜壮阔而又客观真实的历史画卷。

　　李琳之，临汾市襄汾县人，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元中国时代》入选“百道2020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2021年历史好书60种”榜单。

责任编辑：畅任杰